入库编号
2025-07-2-024-001

案例名称
陈某甲诉陈某乙、陈某丙等赡养纠纷
——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签订赡养协议而免除

关键词
民事
赡养
赡养协议
赡养义务
免除条款
老年人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甲诉称：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陈某戊均为陈某甲的子女。自2012年起，陈某甲患有多种疾病，并逐渐发展至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程度，每月需支出护工费、伙食费、护理品、日用品费用及医疗费等，且养老金无法覆盖上述支出。陈某甲起诉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请求其每人每月分担超出养老金部分的生活费，并据实分担医疗费用。

被告陈某乙、陈某丙辩称，其与陈某甲曾签订家庭协议，根据协议约定，陈某乙、陈某丙不承担陈某甲的赡养费。

被告陈某丁同意陈某甲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甲的法定代理人陈某戊与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均为陈某甲的子女。陈某甲的妻子已去世。2017年，陈某甲经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某甲目前每月养老金为人民币4250元，其每月保姆费为6500元，往年同期医药费现金支付部分为12800元。

1999年，陈某甲与部分子女签订《家庭意见》，载明：“……自陈某乙搬出后，父母的赡养、护理及寿终以后等全部费用及事项陈某乙全部不负担……在父母有生之年，有关生活居住的费用（房租、水、电、煤等）陈某戊全部责任……”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沪010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每人每月支付陈某甲生活费1387.5元；陈某甲医药费中现金支付部分按实计算，由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各自负担。

宣判后，陈某乙、陈某丙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沪02民终94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家庭意见》能否免除有关子女的赡养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所吸收）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

据此，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属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虽然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但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当遵守的孝敬行为，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义务，任何形式的赡养协议均不能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责任。

此外，《家庭意见》签订于1999年，距今已逾二十年，现陈某甲已近九十岁且无生活自理能力，其赡养费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此，即便存在相关约定，陈某乙、陈某丙仍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赡养责任。陈某甲的生活所需在扣除养老金后的不足部分及医药费用，应由其子女合理分担。

裁判要旨
赡养父母是法律规定的子女应尽的强制性义务，该义务不因赡养协议的签订而免除。成年子女在具备赡养能力的情况下，以赡养协议已免除其赡养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

一审：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27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9432号民事判决（2019年10月30日）

（民一庭）

案例评析

本案的裁判意义，在于对赡养协议效力边界作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司法回应。人民法院通过否定“以协议免除赡养义务”的抗辩逻辑，再次确认赡养义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强制性地位。

首先，裁判清晰区分了“赡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与“赡养义务本身”的法律属性。赡养人之间可以就费用分担、照料方式作出约定，但这种约定只能属于履行层面的安排，不能上升为对赡养义务本身的免除或排除。

其次，本案强调赡养义务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赡养父母不仅关涉家庭伦理秩序，也直接影响老年人基本生存保障。允许通过家庭协议彻底免除部分子女的赡养责任，势必削弱法律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力度，与立法目的相悖。

再次，法院对时间因素和现实变化的考量亦具有实践价值。早年形成的家庭内部约定，并不能当然适用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后的现实需要。当赡养需求显著增加时，子女仍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从实务角度看，本案对赡养纠纷具有明确的指引意义。子女试图以历史协议为由完全退出赡养责任，难以获得司法支持；相应地，赡养义务的合理分担，应当回归法律规定，并结合老年人实际生活需要与子女履行能力综合判断。

整体而言，本案通过对赡养协议效力的严格限定，进一步巩固了赡养制度的法律底线，为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清晰、稳定且高度可预期的规则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