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案例第265号“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治进程中具有高度规则密度的代表性案例。该案并未停留在“是否收集了个人信息”这一表层问题，而是围绕用户画像信息是否属于履行合同所必需、用户是否作出了真实自愿同意、自动化决策是否可以当然正当化信息收集行为等关键问题，构建了清晰的裁判逻辑，对互联网平台的产品设计和合规边界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一、案件事实与信息收集场景
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某英语学习网站及两款学习类APP。2021年1月，该公司在未事先征得罗某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线下合作体验店收集了罗某的两个手机号码，并为其自动创建学习平台账号，随后向罗某发送多条推广信息。
为核实账号情况，罗某登录案涉网站及APP。在登录过程中，系统连续弹出多个问答界面，要求其填写“职业”“学习目的”“学龄阶段”“英语水平”等信息，随后还需填写中英文名等个人基本信息。上述信息均被设置为必填项，页面中未提供“跳过”“拒绝”或替代登录方式，若不填写即无法完成登录或使用服务。
罗某认为，该公司在未充分告知、未取得其真实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收集其手机号、用户画像信息并用于营销和推荐，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遂提起诉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案并非用户在明确授权后的信息使用争议，而是发生在“不填就不能用”的强制性产品设计之下。
二、争议焦点的法律结构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
第一，学习类网站和APP在登录、注册环节收集用户画像信息，是否属于“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
第二，在未提供拒绝或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用户填写相关信息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自愿同意”；
第三，平台以“自动化决策推荐内容”为由，是否可以免除取得个人同意的义务。
上述问题，集中体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必要性原则”与“自愿同意规则”的交叉适用。
三、“合同所必需”的严格限定
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判断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属于“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不能由平台单方根据其商业模式自行界定，而应结合合同类型、服务内容以及相关行业规范进行实质审查。
在学习教育类网络服务中，其基本功能服务在于提供在线课程、教学内容及学习服务。以行业规范为参考，完成该类服务所必需的个人信息，通常限于用户身份识别和账号注册所需的信息，并不当然包括职业、学龄阶段、学习目的、英语水平等用户画像信息。
如果不收集某类信息，并不影响合同约定的基本功能实现，该信息就不属于“合同所必需”。
四、自动化决策并非当然的正当化理由
某科技公司主张，其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推荐课程和内容，收集用户画像信息是实现该功能的基础，因此无需取得用户同意。对此，法院予以明确否定。
裁判指出，“履行合同所必需”应当限定于基本功能服务，或者在用户有真实选择权的前提下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自动化推荐并非学习类APP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能，平台亦未证明罗某曾主动选择使用相关附加功能。
平台不能先行设定功能逻辑，再反向以该功能为由扩大个人信息收集范围。
五、非自愿同意的识别标准
在同意效力判断方面，法院作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论证。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基于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是在充分知情前提下作出的自愿、明确意思表示。
本案中，平台在登录界面将用户画像信息设置为必填项，未提供任何拒绝选项、跳过路径或替代性登录方式，使得用户若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唯一选择就是放弃使用服务。在此情形下，用户的“填写行为”并非出于自由选择，而是被迫接受。
当“同意”成为使用服务的唯一通行证时，该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
六、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并行侵害
除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外，法院还注意到平台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向罗某持续发送营销短信，对其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由此可见，在数字服务场景中，个人信息不当收集与不当使用，往往伴随着对隐私权的复合型侵害，平台需承担相应的综合民事责任。
七、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提炼
通过本案，可以清晰提炼出以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
第一，判断个人信息处理是否属于履行合同所必需，应以基本功能服务是否能够实现为标准，而非以平台商业模式或技术方案为依据。
第二，用户画像信息通常不属于学习教育类网络服务的必要个人信息，收集该类信息原则上应取得个人同意。
第三，在未提供拒绝或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获取的“同意”，不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的自愿同意。
第四，自动化决策不能当然成为扩大个人信息收集范围的正当理由。
八、对互联网合规与律师实务的启示
从平台合规角度看，本案对“登录即授权”“不同意即退出”等产品设计模式敲响了警钟。平台在设计信息收集流程时，应严格区分基本功能与附加功能，确保用户对非必要信息拥有真实选择权。
从律师实务角度看，在代理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时，应重点审查信息是否属于合同所必需、是否存在替代路径以及用户是否被迫“同意”，而非仅围绕是否存在隐私政策文本展开形式性论证。
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不在技术复杂度，而在选择自由是否真实存在。
结语
指导性案例第265号通过对用户画像信息强制收集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进一步细化了“合同所必需”与“自愿同意”的适用边界。该案为互联网平台在自动化决策、个性化推荐背景下的合规设计提供了清晰司法坐标，也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确立了可操作、可预期的裁判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