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案例第266号“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背景下，人民法院对“先享后付”信用服务模式作出正面评价的标志性案例。该案并未简单停留在“是否取得同意”的表层问题，而是围绕个人信息处理的合同必需性、告知充分性及最小影响原则，对信用服务商的行为进行了体系化审查，为同类纠纷提供了清晰裁判逻辑。

一、案件事实与技术应用场景

黄某欢在使用手机应用开通电子公交乘车码时，选择了“先享后付”功能。该功能的运行机制在于，当用户乘车时若无法即时支付费用，由第三方平台先行垫付车费，后续再向用户追偿。为实现该功能，相关平台需在服务前对用户信用状况进行评估。

在开通过程中，页面以显著方式提示用户需同意相关服务协议和授权协议，协议中载明将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履约信息及与信用评估相关的必要信息。黄某欢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其被开通了信用账户，随后主张相关信用服务商未经其允许收集、处理其个人信息，构成侵权。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案并非发生在“被动开通”或“暗箱收集”情形，而是发生在用户主动选择特定功能的背景之下。

二、争议焦点的法律结构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在“先享后付”这一特定应用场景中，信用服务商为履行服务合同而收集、处理用户信用相关个人信息，是否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该问题实质上指向三个关键判断维度：
一是相关信息处理是否属于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
二是信息处理者是否依法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
三是信息收集范围是否符合最小必要原则。

三、“合同必需性”作为合法处理的正当基础

人民法院首先从合同履行角度对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评价。法院明确指出，“先享后付”服务的本质在于第三方先行垫资，信用服务商因此面临真实、可量化的资金风险。在此情形下，事前评估用户的信用和履约能力，是决定是否提供该服务的前提条件。

由此产生的信用信息收集行为，属于为订立、履行以用户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具有正当业务目的和现实合理性。

法院在此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否定一切商业信用评估行为，而是要求其具有清晰、正当的合同基础。

四、告知义务的实质履行而非形式存在

在告知义务方面，法院并未采取“是否弹窗提示”的形式化审查，而是关注用户是否具备真实的知情可能性。裁判认定，相关协议在开通页面以明显区别于普通文本的方式展示，用户可点击查阅完整内容，且对个人信息处理条款采用加粗、标色等方式进行提示，足以引起一般用户注意。

同时，协议明确告知用户其有权选择其他支付方式乘车，亦可在事后关闭授权、注销信用账户，用户并非被强制接受信用服务。

告知义务的核心不在于“有没有协议”，而在于是否给予用户真实、可理解的选择空间。

五、最小必要原则在信用服务中的具体适用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最小必要原则”，法院进一步作出细化阐释。裁判指出，信用服务商并未向第三方披露完整的个人信息明细，而是仅向合作方提供是否符合服务准入条件的结论性判断。

这种处理方式，使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实现“先享后付”功能所必需的最小程度，未对用户权益造成不必要扩张性影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要求。

最小必要原则并不要求“零收集”，而是反对“过度收集”。

六、对“捆绑”“强迫”指控的否定

针对用户主张的“捆绑开通”“强迫授权”问题，法院结合具体应用场景予以否定。裁判指出，用户仍可选择现金投币、实体公交卡等多种替代方式完成乘车，电子乘车码及其“先享后付”功能并非唯一选择。

同时，服务协议中明确载明退出路径，用户亦可随时关闭授权。由此可见，相关信用服务并未剥夺用户的自主选择权。

是否构成强迫，应以是否存在现实替代方案为重要判断标准。

七、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提炼

通过本案，可以清晰提炼出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在“先享后付”等信用服务场景中，信用服务商为订立、履行合同，以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用户信用相关个人信息，并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不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该规则为信用服务创新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边界。

八、对个人信息保护与律师实务的启示

从个人信息保护实务角度看，本案提示判断侵权与否，不能脱离具体业务场景和合同结构。并非所有未经单独同意的信息处理行为均当然违法，关键在于是否满足法定处理事由及比例原则。

从律师代理角度看，在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时，应重点审查服务是否具备合同必需性、告知是否充分、信息使用是否受限，而不宜仅围绕“是否点过同意”展开单一论证。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是平衡而非否定。

结语

指导性案例第266号通过对“先享后付”信用服务模式的系统审查，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新型商业模式中的适用尺度。该案既为信用服务的合规运行提供了司法背书，也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确立了可操作、可预期的判断框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争议具有长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