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股东维权困境与知情权的核心地位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中小股东普遍面临“出资在内、决策在外”的现实困境。由于不掌握公司控制权，也难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其对公司运行状况的认知，往往高度依赖法定的信息披露与知情权制度。

在大量公司纠纷中，中小股东维权受阻的首要原因，并非实体权利缺失，而是信息不对称。无法获取真实、完整的公司资料，使其既难以及时发现风险，也无法在诉讼中完成有效举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作出了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回应。

二、新《公司法》关于股东知情权的制度扩展

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以及财务会计报告。这一规定延续了既有框架，但在实践中仍具有基础性意义。

更具突破意义的是，第五十八条对“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查阅权作出明确规定，并不再局限于账簿本身，而是将原始会计凭证明确纳入知情权范围。这一调整，实质性提升了股东获取公司真实经营信息的能力，使知情权从“结果性信息”延伸至“过程性信息”。

同时，新法明确股东行使知情权应当具有正当目的，这为权利行使与公司正常经营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制度接口。

三、“正当目的”审查的实务判断标准

在知情权纠纷中，公司最常见的抗辩理由，集中于“股东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新《公司法》并未对正当目的作出穷尽式列举，而是为司法裁量预留空间。

从司法实践看，法院通常结合股东身份背景、行权时点及历史纠纷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例如，股东是否同时经营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是否存在获取信息后损害公司利益的现实风险，均可能成为否定正当目的的重要因素。

但需要注意的是，仅以股东与公司存在矛盾、曾发生纠纷，并不足以当然否定其正当目的。新法背景下，法院整体倾向于从“是否明显损害公司利益”而非“是否令公司不便”这一角度进行审查。

四、知情权范围的边界与限制

尽管新《公司法》强化了知情权保障，但并未赋予股东无限制的信息获取权。对于涉及商业秘密、核心技术信息或明显超出股东合理知情需要的内容，法院仍会保持审慎态度。

在实务中，部分法院通过限定查阅方式、查阅地点或禁止复制等方式，实现对公司利益的保护。这表明，新法追求的并非单向扩权，而是在信息透明与商业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五、知情权诉讼中的举证与程序要点

在知情权诉讼中，股东通常只需证明其股东身份及曾向公司提出合理查阅请求，即可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公司若主张拒绝查阅，则需就“不正当目的”或“法定限制情形”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这一举证结构的调整，显著降低了中小股东的维权门槛，也促使公司在拒绝查阅请求时更加审慎。

六、知情权与其他股东权利的衔接关系

在新《公司法》体系中，知情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其他股东权利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利润分配请求、损害赔偿诉讼，还是对董事、高管责任的追究，均高度依赖于知情权的有效行使。

从这一意义上看，知情权已逐渐成为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入口性权利”。

七、对中小股东与公司的实务启示

对中小股东而言，新《公司法》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维权工具，但权利行使仍需保持克制与理性，避免被认定为滥用权利。

对公司而言，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与资料管理制度，不仅有助于减少纠纷，也是在新法环境下防范治理风险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度化回应知情权请求，反而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合规水平。

八、结语：知情权实质化是公司治理透明化的重要一步

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知情权的强化，标志着公司治理正在从“控制导向”走向“透明导向”。信息不再只是控制工具，而是权利实现与责任追究的基础。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知情权不只是查账手段，更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