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工程、材料采购等商事交易中，由分公司出面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义务，而在争议解决条款中约定由总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是一种在实践中高度常见、却长期存在争议的做法。青岛某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对该类管辖约定效力作出正面回应的典型入库案例，对统一裁判尺度和规范合同文本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一、案件背景：分公司签约与管辖约定的冲突

某晟建材公司与青岛某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城阳分公司签订《预拌混凝土采购合同》，约定由建材公司向分公司供应混凝土。合同中明确载明争议解决条款：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即墨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履行后，城阳分公司拖欠货款，某晟建材公司遂向分公司所在地的城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城阳分公司及其总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城阳分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合同已明确约定由即墨区人民法院管辖，应当移送审理。

争议由此产生：分公司签订合同，却约定由总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该约定是否有效。

二、争议焦点的法律结构

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集中于一点：
分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由总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要求。

该问题背后，实质涉及三个层面的判断：
第一，分公司是否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地位；
第二，总公司住所地是否与合同纠纷存在实质联系；
第三，该类管辖约定是否可能被认定为“排他性设置管辖”的不当条款。

三、“实际联系”标准的功能性理解

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直接援引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明确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在本案中，法院并未将“实际联系”狭义理解为合同签订地或履行地，而是从民事责任最终归属的角度进行实质判断。法院指出，城阳分公司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在对外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最终依法应由其总公司承担。

基于这一法律属性，总公司住所地天然成为与合同纠纷具有实质关联的地点。

“实际联系”的判断，不应停留在交易表层，而应回溯至责任归属层面。

四、分公司法律地位对管辖判断的影响

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明确强调，分公司作为非法人组织，其对外签订合同并不改变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只要合同纠纷可能涉及总公司责任，总公司住所地法院即与争议存在稳定、客观的联系。

这一判断逻辑，避免了在分公司遍布各地的大型企业集团中，机械限定管辖法院于分公司所在地，导致当事人必须分散诉讼、重复维权的不合理结果。

分公司的“经营前端”属性，决定了总公司并非与争议无关的第三人。

五、对“格式化管辖条款无效”抗辩的回应

在类似案件中，原告常以“该管辖条款系被告单方提供”“限制原告起诉便利”为由，主张管辖条款无效。对此，本案裁判给出了清晰回应。

法院并未简单从是否为格式条款入手，而是回归到法律规定的核心审查标准：是否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是否选择了与争议具有实际联系的法院。

在确认即墨区人民法院与纠纷具有实际联系，且不存在违反专属管辖、级别管辖的情形后，法院明确认定该管辖条款合法有效。

协议管辖的效力判断，重在“联系真实性”，而非“便利性偏好”。

六、裁判结论与程序处理逻辑

基于上述理由，城阳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将案件移送至即墨区人民法院管辖。该处理结果，既尊重了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也避免了因主体层级复杂而否定管辖条款效力的简单化做法。

从程序角度看，该裁定并未对案件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评价，而是通过管辖权审查，先行厘清诉讼路径，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前置价值。

七、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提炼

通过本案，可以提炼出以下具有稳定指引意义的裁判规则：

分公司作为非法人组织签订合同的，其民事责任原则上由总公司承担
合同中约定由总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认定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
只要不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规定，该类管辖约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判断管辖条款效力，应从责任归属和实质联系角度进行审查，而非拘泥于合同签署主体

八、对合同起草与诉讼策略的启示

从合同起草角度看，本案对供应商、施工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与分公司签约时，如交易对手为大型企业集团，可通过明确约定由总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为将来可能涉及总公司责任的诉讼预留清晰路径。

从诉讼策略角度看，原告在立案阶段应高度重视合同中的管辖条款安排，避免在分公司所在地起诉后，因管辖权异议导致案件移送、时间成本增加。

管辖条款的专业性，往往决定了诉讼的起点效率。

结语

青岛某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通过对分公司签约情形下协议管辖效力的明确肯定，细化了“实际联系”标准在企业集团交易中的适用边界。该案不仅统一了相关裁判思路，也为市场主体在合同管理和风险预判方面提供了清晰、可预期的司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