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毒品犯罪侦查中，公安机关通过隐匿身份人员贴靠、接洽涉毒人员并实施控制下交付，已成为破获隐蔽性毒品案件的常见侦查方式。但当侦查人员以买家身份主动联系涉毒人员时，是否构成“诱惑侦查”甚至“犯意引诱”，一直是刑事辩护中的高频争议。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明确指出，隐匿身份人员对于本已具有贩毒意图的行为人，采取贴靠、接洽方式提供交易机会的，不属于犯意引诱；同时，在交易过程中未诱使行为人超出其原有犯罪意图扩大交易数量的，也不构成数量引诱。本案对毒品案件中“卧底侦查”与“犯意引诱”的界限，作出了清晰的司法回应。
入库编号 2026-06-1-356-001
案例名称 王某、罗某贩卖毒品案——隐匿身份人员贴靠、接洽已有贩毒意图的行为人，不构成犯意引诱
关键词 刑事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隐匿身份人员 犯意引诱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女）、罗某均系吸毒人员，罗某曾向彭某（吸毒人员）表示自己和王某一起贩卖毒品，并主动邀约彭某帮助其推销毒品，彭某遂将该信息举报至公安机关，并表示愿意配合抓捕罗某。2023年6月上旬，彭某联系罗某，称自己朋友刘某（实为隐匿身份人员）要购买3万元的毒品，罗某将此信息告知王某，王某同意并表示只收现金。罗某遂与彭某约定在重庆市长寿区交易毒品。同月8日16时许，罗某与买家刘某、彭某在重庆市长寿区某中学附近汇合，后与骑电动摩托车而来的王某见面。王某要求到别处交易，骑电动摩托车在前，刘某驾驶轿车搭载彭某、罗某在后，行至重庆市长寿区建设路附近。王某在刘某所驾车辆后排，将餐巾纸包裹的一包净重49.74克的甲基苯丙胺（冰毒）和一包净重3.65克的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交给刘某验货。刘某验货后，下车从后备箱取出毒资3万元现金交给罗某。罗某收取毒资后欲乘坐王某的电动摩托车离开时，与王某一同被公安民警抓获。到案后，被告人王某拒不供认，被告人罗某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并认罪认罚。
另查明，被告人罗某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5年7月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07年12月3日刑满释放。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3)渝0115刑初438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王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六万元。二、被告人罗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属于隐匿身份人员采取贴靠、接洽手段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机关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是否存在“犯意引诱”行为系本案的争议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第二款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根据《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23〕108号）的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正在准备或者已经着手实施毒品犯罪，隐匿身份人员采取贴靠、接洽手段破获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的，应当依法处理；隐匿身份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违反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诱使本无犯意的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据此，隐匿身份人员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采取贴靠、接洽等手段接触已具有贩卖毒品意图的行为人，向其求购毒品，为其实施毒品交易提供外部机会的，不属于犯意引诱；在毒品交易过程中，隐匿身份人员也没有诱使贩毒人员超出其原本意图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实施更大数量的毒品犯罪的，也不构成数量引诱。对贩毒人员借此完成交付毒品的行为，应当依法处理。
本案中，王某系吸毒人员，罗旧有毒品吸贩史，相关人员的证言、监控视频等证据证实，罗某事前已主动邀约彭某为其推销毒品。在隐匿身份人员刘某介入侦查并通过彭某表明求购毒品意图后，罗某便将购买毒品信息告知王某，王某同意进行毒品交易，但表示不送毒品并要求现金交易，后续完成毒品交易的具体地点、方式等均由王某确定。前述事实足以证明王某、罗某主观上属于主动寻求交易，已具备实施贩卖毒品的犯罪意图，而非在隐匿身份人员诱惑下才产生贩卖毒品意图；从毒品交易过程看，对刘某提出购买3万元毒品的“邀约”，王某没有任何推脱，故刘某也不存在数量引诱。对王某、罗某二被告人实施的贩卖毒品行为，应当依法处理。综合考虑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毒品再犯、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隐匿身份人员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采取贴靠、接洽等手段接触已具有贩卖毒品意图的行为人，向其求购毒品，为其实施毒品交易提供外部机会的，不属于犯意引诱；在毒品交易过程中，隐匿身份人员也没有诱使贩毒人员超出其原本意图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实施更大数量的毒品犯罪的，也不构成数量引诱。对贩毒人员借此完成交付毒品的行为，应当依法处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
一审：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23）渝0115刑初438号刑事判决（2023年11月28日）
（刑五庭）
案例评析
本案的裁判价值，在于进一步厘清了毒品犯罪案件中特殊侦查手段与违法引诱犯罪的权利边界，为刑事辩护中频繁出现的“诱惑侦查抗辩”确立了规范化的审查基准。
- 明确地区分了“提供犯罪机会”与“诱发犯罪意图”的本质差异。
隐匿身份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针对主观上已经产生贩毒意图的行为人，通过接洽、贴靠等方式接触并完成控制下交付，在法理上仅属于为其实施毒品交易提供了外部机会，而非凭空制造犯罪意思。司法评价的焦点并不在于侦查人员是否扮演了“买家”或是否主动提出购买需求，而在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是否在贴靠前就已经自主萌发并付诸准备。本案中，罗某事前已主动邀约他人推销毒品，其犯意产生具有完全的自主性，阻断了特情贴靠与犯意诱发之间的因果关系。 - 细化了“数量引诱”在司法实务中的裁判标尺。
在毒品犯罪辩护中，辩方常以侦查人员主动提出特定交易金额、诱导扩大犯罪体量为由主张从轻处罚。法院在本案中强调，只有在隐匿身份人员明显施加不当诱导，导致行为人突破其原有的交易规模、实施了远超其原本意图的毒品犯罪时，数量引诱方能成立。若行为人对交易金额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或推脱，而是积极筹措毒品、主导完成交易，则表明该数量并未超出其犯罪意图的概括容纳范围，难以认定为数量引诱。 - 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特殊侦查合法性与人权保障的审慎平衡。
毒品犯罪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反侦查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侦查机关在法定程序下实施隐匿身份侦查。但法治底线在于“侦查的目的在于发现犯罪，而非制造犯罪”。通过控制下交付对已有犯意者“开门引路”属于合法侦查，而对本无犯意者“设局陷害”则构成违法引诱。这种穿透式的审查尺度，既确保了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又严防了公权力的越界滥用。 - 为涉毒案件的刑事辩护指明了精准的实务路径。
对于存在“隐匿身份侦查”或“特情介入”的涉毒案件，律师的辩护重心必须从“是否存在卧底”的表面事实，穿透至“被告人原发犯意、初查线索合规性、交易细节支配权”的实质要件。应当重点审查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违反初查规定的违规诱导，被告人是否在多次高价利诱或纠缠下才被动产生犯意，以及交易地点、手段是否由被告人自主支配。若被告人全程处于主动响应并支配交易的地位，则仅凭“卧底买毒”情节主张无罪或罪轻的抗辩将无法获得司法支持。
